人物风采
  • 院士风采丨王向明院士:义鹘冲天伴梦飞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人物简介] 王向明,196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项目总设计师、“鹘鹰”飞机常务副总设计师、飞行器新概念结构航空重点实验室主任。是航空工业集团增材制造首席专家、创新结构国防原“973”技术首席、辽宁省增材制造共性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 王向明院士在工作现场    “飞机结构设计是一项创造性工作,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项目总设计师王向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从事飞机结构设计已经30多年,主持和参与了多个型号战机结构的设计工作。 早在2003年,王向明就提出了建立结构实验室的设想,试图以实验室作为载体,构建起设计制造一体化的全技术链条。他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0年,不断用重要研究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打破“伪命题说”,终于创建了飞行器新概念结构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辽宁省增材制造共性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这是国内首家用于飞行器结构创新设计/制造一体化的研发平台,先后成功申请立项了飞行器结构领域唯一的国防原“973”项目、创新结构探索项目、先进制造技术集成验证项目等,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乃至全行业结构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闯关夺隘 实现重大突破 从一个奇思妙想的产生到技术验证,再到技术成果的取得和应用,王向明的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新概念结构研究过程中,必须面对“既要设计得出,也能造得出,并保障使用安全”等重重问题的挑战。 飞机传统结构设计主要采用串行模式,类似流水线,分别以“孤岛”形式存在。王向明提出多约束协同设计方法,将各项属性约束均前移至设计源头,以增强工程可实现性。基于此理念,王向明发明了无接头连接的翼—身整体大部件。这种大部件零件数量少、结构完整性好,采用铝合金即可满足要求,而且能大幅度减轻结构重量,增加燃油装载量。 针对整体大部件存在的可制造性、裂纹扩展抑制和可维护性等难点,王向明带领团队逐个攻克。他提出了铝合金加强框—翼梁整体件设计/制造一体化方法,同比传统钛合金框梁组合结构,零件减少一半,减重超过1/3;发明了钛合金层合结构,使裂纹扩展寿命显著延长;发现了裂纹扩展“拐点”特征,据此发明了钛合金梯度梁肋结构,取得明显成效。 王向明发明的整体油箱干态啮合密封结构,最初的原理验证是用家里的铝质饭盆完成的。这个简陋的原理件至今仍存放在他的书柜里。它虽然其貌不扬,但在王向明的心里贵如千金。 经过充分的技术验证,王向明团队的研究成果成功实现了工程应用,打破了传统结构重量和寿命的“天花板”,“新型战机新概念结构与快速试制技术”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敢为人先 “打印”奇思妙想 同传统机加减材、锻铸与钣金成型等工艺相比,增材制造(俗称“3D打印”)为结构设计拓宽了自由空间,受到国内外工业界高度重视。2003年,王向明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华明教授(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开展密切合作,共同为飞机结构件“量身定做”,即实现设计/制造一体化。有一次,二人到餐厅吃午饭,由于讨论问题过于投入,直到下午2点,才发现忘了点餐。 王向明规划出基于增材制造的大型整体化、构型拓扑化、梯度复合化和功能结构一体化等飞机新概念结构领域,“飞机钛合金大型复杂整体构件激光成型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殊荣。王向明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应用于多个型号项目,使我国成为唯一实现增材制造构件在飞机上规模化应用的国家。王向明领衔的“基于增材制造的飞机结构创新设计与工程应用”项目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厚积薄发 只为一飞冲天 在第四代中型战机——“鹘鹰”研发过程中,王向明接过了该型号常务副总设计师的重担。他一边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开展设计工作,一边研究如何“好、快、廉”地把飞机造出来。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王向明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新机快速试制模式与技术体系,得到组织上的鼎力支持。 为了化解潜在风险,王向明积极组织进行模拟验证,同时全力推进飞机快速试制。最紧张的时候,他曾经在早8点到次日凌晨2点,先后8次往返于设计所和工厂之间!因长时间奋战在试制现场,他甚至被同事们戏称为“更夫”。 艰苦的付出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换来“鹘鹰”成功首飞。2012年12月31日,当飞机平稳着陆的那一刻,王向明和团队成员激动相拥,眼里噙满泪水,内心深处迸发出一个声音——义鹘冲天伴梦飞! “鹘鹰”快速试制模式取得一系列技术创新突破,创造并保持了多项纪录,为后续型号装备立项研制夯实了基础:全机重量控制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危险部位减少一半;结构件/工装减少一半,设计制造时间缩短1/4。 航空报国的梦想让王向明一路披荆斩棘,用技术创新推动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实践着科技强军的使命。这条在外人看来清苦而又艰辛的科研之路,王向明跋涉其间却并不觉得寂寞和辛苦。“对于飞行器结构设计的探索已经融入了我的人生,这辈子只想做好这一件事。如果有下辈子,我还会选择飞机结构设计!”王向明饱含深情地说。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5年第6期下半月
  • 院士风采丨杨凤田院士:长空万里家国情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耄耋之年的杨凤田院士(右一)仍然奋斗在航空事业一线          从大学毕业从事飞机总体设计工作开始,杨凤田已经在航空事业一线奋战了61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杨凤田每天仍坚持工作6小时以上,奋斗在新能源飞机研发和通航产业推广的第一线。 干将发硎 有作其芒 1964年,杨凤田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走进航空英才的摇篮——沈阳601所。1965年,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歼-8飞机的设计工作中。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首飞成功!看着自己参与设计研制的飞机一飞冲天,杨凤田心情无比激动。他在2007年成为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我来所里工作40多年,最难忘的还是歼-8飞机首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参与设计的飞机从地面上飞起来。” 20世纪70年代后,面对西方国家第三代战斗机的成功研制和全球航空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的飞机设计师把歼-8飞机的大改视为历史性的机遇,全力以赴地投入研发工作之中。 1980年9月4日,歼-8Ⅱ飞机正式立项。杨凤田组织探讨给歼-8增加外挂的方案,并建议将歼-8由机头进气改成两侧进气,加装大口径雷达,增加挂弹点,从而使飞机具有超视距作战能力,并可攻击地面目标。这一建议得到了总设计师顾诵芬等领导的支持。 在飞机研制期间,杨凤田先后担任总体室副主任、主任,型号总设计师助理、型号副总设计师,为他日后独立主持飞机型号研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提出的新的武器布置方案,不仅解决了系统与结构的矛盾,而且提高了作战性能。他又协助总设计师顾诵芬,采取高度平行交叉作业的有效措施,使歼-8Ⅱ提前一个季度首飞。从1989年起,歼-8Ⅱ先后装备空军、海军作战部队,成为我国国防的主力作战机种之一。 砥柱中流 击水三千 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南海海域探明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引来一些国家的觊觎。为了生存与发展,我国必须向海洋进军。歼-8Ⅱ虽然增加了作战半径,但还是不够用,去不了南沙地区。1988年,中央军委紧急启动空中受油机工程,杨凤田临危受命,成为受油机的型号总设计师。 这项任务技术难度大、协调关系多、研制周期短,可谓困难重重。面对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杨凤田没有一丝胆怯。在缺乏技术资料、国外技术封锁的条件下,他以顽强的斗志、创新的精神、开拓与务实的态度,带领攻坚团队攻坚克难、闯关夺隘。 1989年下半年,受油机的研制进入设计发图阶段。发图会战的日日夜夜,杨凤田与设计人员同甘共苦,夜以继日奋战在现场,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当最后一批图样送往沈飞公司后,他如释重负,回到家中时,脸上仍然挂着笑容。老伴儿疑惑地问:“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啦,脸色怎么‘阴转晴’了?”得知发图会战结束了,老伴儿心疼地说:“这回你该睡个好觉了!”然而,杨凤田还是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还有那么多的试验工作等着他去指挥呢。 1991年12月23日下午,加油机、受油机首次实现空中对接,两架飞机飞行平稳,对接、脱开正常。这一重大成果,结束了国产飞机不能进行空中加油的历史,标志着我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为我军航空兵远程作战提供了技术支撑,对于增强我空军、海军作战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厚德载物 老骥伏枥 与杨凤田一起工作,大家很少称呼他“杨总”,总是称他为“老爷子”。在大家心目中,杨凤田是工作的带路人,更是可敬可爱的长辈。“当大家取得成绩时,老人家像孩子一样与我们一起欢呼。跟他干,值!”一名参研人员激动地说。 当研制工作遇到挫折时,参研人员上火,杨凤田更着急,但他总是耐心地劝慰大家静下心来,帮助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成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我担着。”质朴的话语,让大家丢掉了思想包袱,一次又一次攻克难关。 杨凤田参与和主持研制的飞机型号之多,在现有的中国航空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被大家誉为“高产总师”。历经风雨磨炼,他就像沈阳所的一棵参天大树,为新一代航空人遮风挡雨,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工作时光是最快乐的时光,解决问题后的笑声是最开心的笑声。跟这些年轻同志在一起,我从没有感觉到老,看着咱们的战斗机起起落落,我心里舒坦。工作就是快乐的,我真离不开飞机!”时光荏苒,四季更迭,深耕航空领域61年的杨凤田院士,虽已是耄耋之年,却始终坚守初心,以无私奉献的行动弘扬并践行着航空报国精神、科学家精神。 2011年辽宁通航研究院成立后,古稀之年的杨凤田再度追梦,带领团队系统开展了新能源通航飞机关键技术的攻关与型号研制,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带动了我国航空锂电池、电推进系统、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等技术的发展。杨凤田说:“如今我虽然已加入‘80后’,但身体、精力尚好,我将继续为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5年第5期下半月
  • 院士风采丨李殿中院士:做国家最需要做的事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宏伟画卷上,镌刻着一颗颗闪耀的“匠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李殿中便是其中之一。他带领团队攻克“双低氧稀土钢”技术,为国产盾构机等“国之重器”铸就“中国心”;他深耕辽宁本地科研成果转化,研发的“可视化铸锻技术”使钢水的“生命轨迹”可视可控。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对话李殿中院士,探寻这位科学家为“国之重器”贡献“材料力量”的足迹。 [人物简介] 李殿中,1966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工学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金属学报》主编,辽宁省科协副主席。长期致力于高端装备金属结构材料及加工技术研究,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专利金奖、辽宁省技术发明一等奖3项等。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 院士风采丨李明院士:为了祖国的明天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人物简介] 李明,193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之后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历任设计员、专业组长、设计室主任、副总设计师、副所长、飞机总设计师等职。长期从事飞机自动化、飞机操稳品质、飞机总体设计及飞机机载任务系统综合专业的研究设计工作,为我国国防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每一名科研人员,都很熟悉一个平凡的身影:他身着简朴的深蓝色工装,提着公文包,清晨迎着朝霞而来,夜晚披星戴月而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接家与办公大楼的柏油马路见证了他和祖国命运与共的流金岁月,他稳健的步履、坚定的背影成为无数航空科技人员难忘的记忆。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明。 2019年11月,李明院士在一次学术论坛上作报告         让中国战鹰与世界同台竞技 “国家需要什么,就要设计出什么。”这是李明院士六十余载科研生涯一以贯之的追求。当时,大量资料来自国外,李明把所有精力都用来钻研艰涩的理论、学习英语,即便在理发时也要捧着一本书阅读。日积月累,他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出色的笔译能力。在后来的对外合作中,他在会上用英语质疑美国人的不合理要求,散会后与美国人谈笑风生,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语言能力。 “干一行就要热爱这一行,更要干好这一行,要向这一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是李明院士的肺腑之言。飞机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他从事一个专业就摸透一个专业,只要与工作相关,他都虚心请教。为了深入掌握武器火控专业相关知识,他不远千里去哈尔滨向军事工程学院武器火控专业教师求教,去电子工业部设在唐山的试验基地调研。凭借近乎贪婪的求知欲和持之以恒地学习,他不断将飞机设计的各项专业知识综合集成、融会贯通,为中国航空领域开启自动化研究新篇章做好了准备。 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了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新的材料、新的制造工艺技术陆续迎来跨越式发展。在一次法国战斗机考察座谈会上,试飞员葛文墉的高度评价让李明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意识到,对比西方国家的研制进程,我国在电传操纵与主动控制技术、综合航电技术等先进战机核心技术方面毫无储备,近乎一张白纸。巨大的鸿沟,激发了他一步步追赶先进的决心。 毫无疑问,摆在李明面前的是一片荒芜之地,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他没有后退,而是迎难而上,引领团队勇敢地跋涉在航空科技“无人区”,向西方技术封锁的壁垒发起冲锋。 1978年,我国航空工业历史性地确立了“科研先行”“预研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的方针,主动控制技术(ACT)被列为我国必须掌握与突破的关键技术,也是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突破口。李明深知,过去战斗机研制受到技术底蕴影响,只能边设计边攻关,如果新机研制依然走“突击式”的科研老路,仍然会落后于西方。让战机研制体系从“混乱无序”走上科学轨道,成为李明思索的首要课题。通过持续追踪国外最先进的战机研制体系,他发现西方国家在应用研究阶段即进行技术孵化,由此提出把主动控制技术应用到工程项目中,发挥技术的最大价值。 高瞻远瞩,风正帆悬。在李明等老一辈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主动控制技术以歼-8飞机为验证机,历经探索、发展、成熟阶段,先后完成了纵轴模拟式电传操纵系统的研制、开发与试飞。经过20多年攻关探索,主动控制技术愈加成熟,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第三代战斗机主要技术特征之一,也成为第四代战斗机的主要技术支柱。1990年年末,航空工业集团决定从次年起实施歼-8ⅡACT三轴数字式电传系统验证机计划,主动控制技术正式立项,李明用多年心血培育的预研项目终于开花结果。 让航空“后浪”俊采星驰 由于表现突出,李明被任命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一肩挑起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和琐碎的管理工作的担子。经过管理岗位历练,李明更具全局性思维,着眼战机研制全局,理清了预研项目从摸索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发展脉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潮”席卷全国,所里一些科研人员也放弃工作,加入了经商大军。面对人才流失的不良局面,李明一边狠抓作风建设,一边在型号研制中大力培养人才。通过一系列有的放矢的举措,所里的年轻人得到了大量锻炼机会,看到了坚守的希望。在艰苦的科研攻关中,从地勤到飞行员再到设计员,大家从不互相推诿,团结得像一个人。一名试飞员感慨地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课题,从没遇到这样团结一致的队伍!”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科研、讲学、报告、评审、会议,每一项工作都牵扯着李明的精力。他穿梭往来于国内外和各参研单位之间,通宵达旦、旅途办公、带病工作、节假日加班都是常有的事,但他一定要挤出时间认真批改学生的论文,上百页的文章随处可见他批改的痕迹。10年时间里,李明先后带出了11名博士生和博士后,为培养人才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活着就要干成几件事,尽到自己的责任。” 从15岁参军到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再到今天,李明在航空工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他个人的科研奋斗史也映射着祖国的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史。他身为“国之栋梁”,心怀“国之大者”,用脚步丈量了大国崛起的艰辛历程。他踏出的每一步、走过的每一条路,都饱含着无限深情:一切为了祖国的明天。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5年第3期下半月
  • 【中国科学家】于海斌:工业控制网络的领航者         于海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工业控制网络技术的学术带头人。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急需先进自动化系统时,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首款现场总线芯片,牵头制定了工业无线国际标准,为装备制造、能源开采等行业提供了自主可控的技术支撑。         “前瞻与引领的信心,深深烙印在中国科学家的内心深处。”当前,于海斌又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关键技术研究,为“中国智造”产业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 院士风采丨林皋院士:不断攀登科学的更高峰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人物简介] 林皋,192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水利工程及地震工程专家,我国大坝抗震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核电结构抗震安全的资深研究者之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教育部、能源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20余项奖励。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 96岁高龄的林皋院士依旧坚守在科研与教育的第一线         晨光破晓,大连理工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9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皋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办公桌上层层叠叠地铺展着厚厚的学术资料与研讨报告,在近期落下帷幕的若干学术会议的指南上,有林皋院士为“核电厂建构筑物可靠性与抗震性能评价技术交流会”所作的“基于比例边界有限元的提高核电厂安全壳计算分析可靠性的方法”的精彩报告,不仅展现了他在土木工程领域的卓越成就,更彰显了他对科学前沿的不懈探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年坚持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作学术报告,开展研讨交流,是林皋院士当下工作的常态。虽已年近百岁,他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热情与执着,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何为“终身学习”。 在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林皋院士思维之敏捷、学识之渊博,令记者深感敬佩。谈及过往的科研经历,他总能讲出细节乃至数据,言语间既流露出科学家的严谨与缜密,又饱含着教育家的温暖与深情。这场访谈,仿佛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让记者深切感受到了林皋院士的人格魅力与学术风采。 初心:用青春才智报效伟大祖国 记者:您作为水利工程与地震工程领域的杰出专家,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科研道路的呢? 林皋: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佼佼者,每一段求学之路,都是一场艰苦的追赶与超越之旅。我始终秉持这样一个人生信条: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无论起点如何,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不懈的奋斗才是关键。 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平凡家庭,家境虽贫寒,但父母倾尽所有支持我的学业,期盼我能用知识改写命运。1946年,我有幸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进驻北京城,我满怀激情地与同学们一起参与了入城仪式的宣传工作。同年10月1日,我作为清华大学师生队伍的一员,荣幸地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目睹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人民走向解放,让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立下誓言,要将所学应用于实践,报效伟大的祖国。 谈到这里,记者在林皋院士的眼中看到了历经时光洗礼却更加闪耀的激情与憧憬。他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佩戴宣传员袖标、亲历开国大典的激情时刻。 林皋院士告诉记者,在求学的每一个阶段,自己起初都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个,但总能凭借不懈的努力后来居上。大学毕业后,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与众多同学一道奔赴东北这片最需要人才的热土,成为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的一名助教。1951年,他又被选派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19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在大连工学院执教。大学本科与研究生的学习经历,不仅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让他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还培养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日后投身于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足迹:以国家需求指引奋进方向 记者:您不仅是我国大坝抗震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还是核电结构抗震安全研究的领航者。在您的科研征途上,必定遭遇了无数艰难险阻。请问,您是如何披荆斩棘,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水利与地震工程研究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林皋:科研工作犹如战场上的冲锋,需要攻克一座又一座高地,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发起挑战。随着国家日益强盛,我们不断探索新的科研领域,以满足国家的迫切需求。时至今日,我国已从筑坝大国华丽转身为筑坝强国,许多科研成果处于国际前沿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坝抗震技术近乎空白。那时,作为该领域的青年学者,我怀揣着为国家筑牢发展基石的坚定信念,投身于科研事业。1956年,我国首座双曲拱坝在广东流溪河上兴建。为排除传统溢流泄洪方案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组织上派我承担起主持实验研究的重任。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仪器设备缺乏、一切几乎从零开始的艰难条件下,我们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提出研究方案,自行设计制作测振与激振仪器设备,最终得以论证拱坝坝顶挑流泄洪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这一成果不仅在国内水利技术会议上广受赞誉,还在外文书籍中被高度评价为“科学水平高,采用了先进的测量仪器”。接着,我们又开展了土坝模型的抗震试验,论证了云南以礼河土坝的抗震安全性,被水利部选为对外技术交流资料。 1978年,吉林丰满水库建设进口在深水以下的泄水隧洞,需要进行大药量的水下岩塞爆破,大坝结构和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当时,时间紧迫,对大坝施工质量还缺乏深入了解,对爆破振动引起的大坝动力响应又缺乏可供利用的计算程序。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频繁往返于长春和大连两地,终于完成了振动计算程序的编制和调试,提出了恰当的预测大坝动力响应、评价大坝抗震能力的计算方案,并结合大坝工地近场小型爆破振动试验成果进行了综合论证,为丰满大坝水下岩塞爆破方案的可行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爆破任务圆满完成后,这一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世纪70年代,我们接到任务,评估当时我国最高的吉林白山拱坝的抗震安全性能。由于群众运动期间实验室仪器设备较长时间缺乏维护管理,难以应用,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直接摄影法的模型试验技术,应用相对简便的仪器设备,成功地测出了白山拱坝的前9阶振动模态,这一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我国地震代表团访美时作为对外交流资料展示。 1990年7月,林皋(右)与日本学者在开展合作研究期间合影         进入20世纪80年代,核电作为高效清洁能源在国内蓬勃发展,而核电站的抗震安全成为国际工程界关注的焦点。1984年,我参与编制了我国首部核电抗震规范,并担任结构组组长。我提出的波动计算理论,对复杂地基上的抗震适应性评价突破了行业瓶颈,进入国际前沿,为辽宁红沿河、江苏田湾等核电站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 步入21世纪,我国大坝建设迈入新阶段,一批高达200至300米的世界级高坝在8度至9度的高烈度地震区拔地而起,对大坝的抗震分析和安全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德科学基金与十三五国家重点课题的支持下,我们提出的基于相似面的比例边界有限元法,攻克了复杂不均质地基与拱坝、重力坝的动力相互作用难题,改进了大坝与库水动力相互作用以及核电厂应急水箱水体晃荡的计算模型,显著提高了大坝与核电厂安全壳抗震分析的可靠度水平。 2008年汶川地震后,79岁的林皋院士(前)六次前往紫坪铺水库大坝,对大坝的抗震能力、检测标准、加固措施等提出权威意见,确保了大坝安全运行         几十年来,林皋院士参与了我国多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覆盖了抗震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他为丰满、二滩、小湾、李家峡、拉西瓦、大岗山、溪洛渡、锦屏等重要大坝及岭澳、阳江、田湾、红沿河、防城港等重点核电厂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将丰富的实践上升为先进的理论,累计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4部。他的多项学术创新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和10余项省部级以上奖励。1997年,林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传承:用科学精神培育国家栋梁 记者:作为一名乐教爱生、治学严谨的教育家,能否分享您的教学心得? 林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教育与科研的价值是无限的。培养人才,就是让科学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我认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带领他们打开探索科学世界的大门。 怎样才能让学生成为栋梁之材呢?我总结了五点心得:第一是引导学生心怀国家、响应时代召唤,唯有如此,我们的贡献方能惠及人民,彰显价值。第二是培养他们旺盛的求知欲与浓厚的钻研兴趣,自学能力的提升尤为关键。第三是重视学生个性发展,不断挖掘并释放个人潜能。第四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引领其发展创新性思维。第五是鼓励学生“班门弄斧”、敢于竞争的勇气,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追求卓越的崇高目标。这也是指引我一生不断学习和前进的体会。 在大连理工大学抗震试验大厅的一侧,记者看到两株银杏树巍然屹立。这是2014年,大连理工大学工程抗震研究所为庆祝林皋院士85岁生日特意种下的,以此寄托学校的期望:林皋院士的治学精神如银杏树般在学校根深叶茂、代代相传。树旁的碑石上镌刻的“献身抗震,哺育英才”八个大字,是对林皋院士卓越贡献的精准概括。 林皋院士既是工程抗震领域的科学巨擘,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先驱,更是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刻影响学生的长者。自1981年我国恢复博士生制度以来,林皋院士作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已悉心培育了超过120名研究生,他们遍布全国,成为大坝抗震、核电抗震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郑州大学的王复明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孔宪京教授,分别于2015年、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书写了师生同辉的学术传奇。 如今,96岁高龄的林皋院士依旧坚守在科研与教育的前沿阵地,密切关注水利工程与核电抗震领域的每一次脉动,尽心尽力传承科学精神、传播先进理念、培育国家栋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学无止境、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他常说:“只要我还能动、还能学,就应当为国家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多做一点工作,多作一点贡献。这既是我的责任所在,更是我无上的幸福。”怀揣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林皋院士继续书写着科研报国的传奇篇章。 记者手记: “国之栋梁,民族骄傲;老而弥坚,壮志满怀;耄耋银发,创新为乐;教书育人,引领传承。”这是林皋院士生动而鲜明的时代画像。 从南昌的古朴小巷,到清华的巍巍学府;从简陋却充满希望的实验室,到大坝之巅的壮丽风景;从核电站的安全评估,到六次深入汶川,参与紫坪铺水库震后抢险的惊心动魄,林皋院士用七十载春华秋实,谱写了一曲科研报国的壮丽凯歌。 回望林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的科研与教育生涯,我们看到了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品质,也感受到了仁者爱人、无悔赤子的深情厚谊。他用不懈的奋斗,诠释了科学家应有的担当与使命,他的精神如同璀璨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激励着他们勇攀科技高峰,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伟大梦想添砖加瓦。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5年第2期下半月
  • 院士风采丨王立鼎院士: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2023年3月,王立鼎院士在一场技术讨论会上作“超精密齿轮制造技术”主旨演讲                  [人物简介] 王立鼎,1934年12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精密机械与微纳机械专家,主持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及其他科技奖励10余项。历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等。   他是我国超精密齿轮研制专家,被誉为“精密齿轮王”,研制的多种齿轮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他临危受命,在国家激光光盘核心技术攻关中设计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光盘伺服槽及预制格式刻划机”,突破西方多项技术壁垒; 他追赶世界微机械系统发展步伐,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微机械工程研究室,先后圆满完成了30项国家重大研究任务。 “服从国家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60多年前,王立鼎院士填报毕业志愿时写下的誓言。为了践行科研报国的使命,他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三次“创业”,成就斐然。他说:“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创新方法 齿轮精度世界领先 少年时代的王立鼎,先后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生活。1948年,辽阳解放,王立鼎重新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对党和新中国的深沉情感,使他在之后的科研道路上始终立足国家需要。 1960年,王立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长光所”)工作,接到的第一项研究任务就是研制一台小模数齿轮滚齿机。王立鼎由此与齿轮研究结缘。 1961年,王立鼎接到了为光电经纬仪研制6级至5级齿轮的任务。经过刻苦攻关与精心磨齿,他顺利地完成了此项任务。但王立鼎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生了研制标准齿轮的想法。 标准齿轮是齿轮参数量值传递的实体基准,用于批量生产齿轮的检测或校准齿轮量仪的示值误差,精度需要比被检测齿轮高两个等级。比如,3级左右精度的标准齿轮,才能检测5级或者6级齿轮,而这种齿轮在当时只有国外能做出来。王立鼎潜心钻研,大胆创新,改造了国产机床,并创建了“正弦消减法”“易位法”等多种新方法,将齿轮精度相继提高到4级、3级。此时,而立之年的王立鼎已经成为国内超精密齿轮专家,被誉为“精密齿轮王”。 一颗报国心,一生精进路。王立鼎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先后研制出领先于世界的2级、1级精度基准标准齿轮及相应的齿轮加工装备与测量仪器,先后获得国家奖和省部级奖励近10项。 率队攻关 打破西方技术封锁 王立鼎的第二次“科研创业”同样基于国家需要。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研制激光光盘,其信息存储量是磁盘的100倍,同时光盘不受电磁场的影响,寿命高于磁盘。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政策,因此,1984年,原国家科委组织相关专家启动了对光盘的研究。 光盘的核心技术是制作光盘母版的设备,中国起名为“光盘伺服槽及预制格式刻划机”。它的制作难度极大,涉及光学、机械学、电子学和计算机四门学科。中国科学院将这项任务交给了长光所,王立鼎临危受命,主持这一攻关课题。 本着“做就必须做成”的初心,第一次担任总体设计的王立鼎一边补充专业知识,一边组织100多名科技人员进行光盘刻录机的研究。 整合百人研究力量十分不容易。王立鼎科学分配力量,组建了1个项目总体组,下设5个专业组。科研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多面手”,制订研究计划、分配研究任务、攻克关键技术,有时候凌晨两三点醒来,也会思考下一步工作。经过4年的努力,设备面世,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验收鉴定指出,设备有将近10项技术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光盘伺服槽及预制格式刻划机的成功研制,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空白。1992年,此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奋起直追 传承科研报国使命 20世纪90年代,国外微机械研究的动态传入国内,王立鼎敏锐地意识到,微机械是一项关系国家科技发展、国防安全的关键技术,中国科学家应该积极投身该领域研究。1992年,他第三次“创业”,在长光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微型机械工程研究室。 1998年,王立鼎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工作。2000年,他集合学校物理、材料、机械等多个专业的力量,成立了微纳米方向的研究中心,并确立了生命医学服务和信息服务两个研究方向。该研究中心在召集国内优秀人才的同时,也注重后备力量的培养,于2005年发展成为辽宁省微纳米技术及系统重点实验室,目前已与国内20多家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研究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王立鼎在将近花甲之年开辟第三个研究方向,并不是因为他想在这个方向获得什么荣誉或名气,而是因为他希望将这一崭新领域引入国内,培养新兴交叉学科人才。如今,他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都已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专家。 在教学中,王立鼎院士既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又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把祖国的需要自觉融入自己的科研方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如今他已年过九旬,但他那颗科研报国之心,始终一尘不染、熠熠生辉。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5年第1期下半月
  • 院士风采丨朱教君院士:用科技守护绿色长城 编者按: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报刊传媒集团《共产党员》杂志合作,共同推出“院士风采”栏目,展示在辽宁工作的两院院士的精彩人生轨迹和不懈奋斗历程。   [人物简介] 朱教君,1965年2月生,内蒙古赤峰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辽宁清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兼任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三北工程咨询专家组副组长等。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获国际林联科学成就奖。出版专著6部,国家采纳咨询建议10余份,形成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与方案。   一棵棵樟子松笔直挺拔,一片片松林遮天蔽日。在东北,在华北,在西北,无数棵樟子松与其他树种携手站成坚不可摧的三北防护林。 “请问朱院士,您最喜爱哪种树,最想成为哪种树?”2024年3月,在央视《开讲啦》节目现场,面对青年观众“脑洞大开”的提问,未等朱教君回答,主持人撒贝宁抢先说出了答案:“樟子松吧?” 朱教君笑了。年近花甲的朱教君身形挺拔,头发浓密,恰如一棵巍然屹立的樟子松,为打造祖国的绿色长城奉献着全部身心。 破解悬案,为“功勋树”正名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前身)的科学家们将1万余株樟子松苗从大兴安岭引种到科尔沁沙地东南缘的辽宁省彰武县,开创了我国樟子松固沙造林的先河。此后,樟子松在三北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先后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千余人前来参观学习。 然而,从1985年开始,最早移植的樟子松出现叶子枯黄现象,进而发生病虫害,“功臣”树种樟子松先后死亡。对于樟子松的大批死亡是否与移植樟子松抢夺地下水资源有关,学界长期争论不休。 21世纪初,朱教君带领团队在三北地区考察逾7万公里,并对近50年来的遥感影像进行分析,最终发现:当地地下水位从1955年的0.8米急速降低至2003年的将近6米,是浅根系植物樟子松死亡的直接原因;樟子松在几十年内消耗的水分只占总消耗的13%,而防风固沙效果明显,随着大面积开垦农田,一些地区改种速生杨代替生长缓慢的樟子松,杨树可以扎根到地下6米以下,是名副其实的“抽水机”。基于这些研究,朱教君破解悬案,得出科学结论:樟子松不是地下水资源枯竭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朱教君带领团队经过长期研究,提出了樟子松固沙林营建技术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多份咨询报告并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形成了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与方案,有助于保护和恢复樟子松资源。“到目前为止,樟子松仍然是三北工程未来30年造林的主力树种,没有之一!”朱教君语气坚定地说。 心系人民,为“两山”理念拼搏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农村长大的朱教君,高考时报考了沈阳农学院林学系(今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1987年,他考入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开启了防护林学研究之路。 1993年5月,宁夏和内蒙古发生特大沙尘暴。留所工作的朱教君随队到现场调研,看到没有防护林防护的小麦田里覆盖了3厘米厚的沙尘,庄稼全部毁灭。朱教君深刻认识到,防护林事业关系着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着国计民生。为了更好地服务绿色中国建设,1996年,朱教君赴日本国立新泻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为祖国的防护林事业贡献力量。 21世纪初,某地林业部门找到朱教君,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收购商”。当时,日本以每吨270美元的价格从中国进口森林凋落物,让很多地方趋之若鹜。然而朱教君深知,凋落物是不为人知的森林宝藏,发挥着保持水土和养分循环的重要作用。朱教君斩钉截铁地说:“我肯定给你断了这条财路!” 2008年,朱教君经过周密调查和实验,向国家提交咨询建议。他指出,每搂走1吨林下凋落物,大概要破坏4亩森林的生态环境,想要恢复至少需要30年时间。当年,国家出台法令,禁止森林凋落物出口。 “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朱教君说,“我们将防护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有机结合起来,让群众同时收获‘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在清原满族自治县的苍莽大山中,朱教君带领团队研发了林下参、山野菜、林蛙三个林下经济项目,在大幅提高森林水源涵养与固碳等生态功能的同时,也将林下农副产品的产量提高了20%—30%,在3年内帮助5.1万名林农脱贫。 探索创新,为绿色中国奋斗 “天天在林子里跑,空气好,心情也好。”朱教君笑着说。他以苦为乐,探索创新,硕果累累。 在辽宁清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朱教君建起了世界唯一的科尔塔群,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手段,推动了林学等传统学科野外调查工作的科研范式变革,突破了主要树种更新的关键技术,构建了森林生产力提高和生态功能维持、提升的关键技术。 201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40周年之际,朱教君率领团队,历时一年半收集整理了23万余个涉林样地的定位观测、监测和调查数据,分析了1978年以来三北5期工程近2000景遥感影像,形成《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40年综合评价报告》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开发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成功方案。 2023年,朱教君率领团队完成《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报告》,相关数据、结论为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专项行动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朱教君宛如一棵樟子松,深深扎根在祖国北方大地上,为绿色中国、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着全部智慧和力量。   来源:《共产党员》杂志2024年第12期下半月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 刘中民(右二)在与团队成员讨论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供图   人物小传   刘中民,1964年生,河南周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煤化工、石油化工领域应用催化研究与技术开发。根据我国能源禀赋特点,刘中民带领团队开发了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合作完成了工业性试验和工业化。他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和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前段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一直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两地。虽然很辛苦,但刘中民觉得很值得。“‘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科技专项刚刚结项,这个为期5年的项目已累计突破63项包括新一代甲醇制烯烃等的关键技术,建成工业示范项目55项,带动投资1800多亿元。”刘中民说。   作为这个科技专项的负责人,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煤经甲醇制烯烃研究领域以来,刘中民一直从事催化剂和新催化工艺过程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取得多项世界级创新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在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以煤代油”技术,完善煤经甲醇制烯烃工艺   烯烃,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化学品之一,以往主要是从石油中提炼。   “上世纪70年代,不少国家启动了煤经甲醇制烯烃技术的科技攻关计划。”刘中民介绍,1983年,他从郑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来到大连化物所攻读硕士学位,并接触到相关研究课题,“我国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因此,开展‘以煤代油’技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博士毕业后,刘中民正式加入大连化物所煤经甲醇制烯烃课题研究团队,并于次年担任课题组副组长,“当时,曾有人建议我出国发展,也有一些外国机构邀请,但我还是选择留下来。”   为何留下?“煤制烯烃研究的接力棒传到手上,我必须接好这一棒。”刘中民说,“如果能早日研究出‘以煤代油’技术,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煤制烯烃分为两步,先是以煤为原料合成甲醇,再通过甲醇制取烯烃。“当时,煤合成甲醇已经有了成熟的工业技术,但甲醇制烯烃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极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刘中民回忆。   刘中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二甲醚制取烯烃。“二甲醚是甲醇的脱水产物,二者转化为烯烃的原理和催化过程是基本相同的。”刘中民说。   催化剂技术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当时有ZSM—5分子筛催化剂和SAPO—34分子筛催化剂两条技术路线,前者已有工业应用的例子,风险相对较小,而对于SAPO—34分子筛催化剂的工业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刘中民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两条腿走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和团队发现,实际上SAPO—34分子筛催化剂的工业应用前景更好。   失败,研究;再次失败,继续研究……1995年,刘中民带领团队完成了“合成气经由二甲醚制取烯烃工艺”技术年产60吨烯烃的中试试验。这一成果最终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由原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与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八五”重大科技成果奖。   “就在这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石油制烯烃相比,煤制烯烃成本太高,企业不愿投资,也没有其他经费来源,如何继续开展研究成了难题。”刘中民说,困难面前,唯有坚持。   1998年,刘中民从中国科学院争取到一笔科研经费,他和团队得以继续开展研究。他们摸清了甲醇制烯烃过程的反应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工艺生产技术。   完成万吨级工业性试验,不断推动技术优化升级   化工行业的一个新工艺过程,通常要经过多轮试验和完善,从实验室到中试再到工业示范生产,最后才能产业化。   “那些年,我们在做技术研发的同时,还要四处寻找资金支持。”刘中民回忆,“如何让企业了解我们的技术前景和潜在优势,说服他们支持建设万吨级工业性试验装置,挑战很大。”   2004年,国际油价开始回升,甲醇制烯烃技术的应用迎来新机遇。就在这一年,利用大连化物所开发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甲醇制烯烃技术,陕西省在渭南市华县(今华州区)建起万吨级工业性试验装置。   “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大规模的试验从来没有过。如果试验成功,就意味着我们具备了编制百万吨级装置成套工艺包的能力。”刘中民说。   700多个日日夜夜,团队十几个人坚守在试验现场,每天在几十米高的装置上爬上爬下,忙于试验。终于,2006年8月,试验获得成功:相关技术指标先进,日转化甲醇75吨。   随后,刘中民团队和神华集团达成合作,签订60万吨/年甲醇制低碳烯烃技术许可合同。2010年8月,神华集团包头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装置投料试车一次成功,我国实现了这一领域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零”的突破。   “截至目前,甲醇制烯烃系列技术已经签订了32套装置的技术实施许可合同,烯烃产能达2160万吨/年;已投产的17套工业装置,烯烃产能超过1000万吨/年,新增产值每年约1000亿元。”刘中民自豪地列出这些数字。   如今,在刘中民团队的不断探索优化下,甲醇制烯烃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第三代技术的单套装置甲醇处理能力大幅增加,单位烯烃成本下降10%左右,能耗下降明显,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刘中民介绍。   科研攻关不停步,研发煤基乙醇新技术   攻克了甲醇制烯烃技术的一道道难题,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刘中民并未止步于此。在研发煤制烯烃技术的同时,他又瞄上了“煤制乙醇”这项富有挑战且应用前景广阔的技术。   “科研成果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样的科研才更有价值。”刘中民介绍,“目前,世界范围的乙醇生产主要依靠粮食等生物质原料制备,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粮食为原料制备乙醇不适合大规模推广。”   2012年,大连化物所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合成气制乙醇整套工艺技术”项目研发工作。2017年1月,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套1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完成全流程试验,生产出合格的无水乙醇。   截至目前,煤基乙醇技术已签订12套技术许可合同,乙醇产能累计达到375万吨/年,煤基乙醇新兴产业已具雏形。这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刘中民持续关注的重点课题。2019年,大连化物所联合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优势力量,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刘中民任院长;2023年,科技部成立了首届国家碳中和科技专家委员会,刘中民担任组长。“‘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他说。   在能源领域潜心攻关40余年,当年的年轻小伙已经两鬓斑白。“我只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而已。”2023年7月,刘中民被评选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他谦虚地说,“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成绩的表彰,更是对我们团队工作的认可。科研是场接力赛,我们要继续完成好。”   记者手记   始终保持那份执着   刘中民团队研发的煤制烯烃技术,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到工业应用,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因受到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时而备受关注,时而无人问津,但刘中民始终坚持着,而且坚持了40余年。   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在顺境中顺势而为。   无论困难有多大,无论成果有多少,刘中民始终保持着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执着。推动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利用,助力构建“双碳”目标下的能源新格局……刘中民的科研工作在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又不断迎接着新挑战。在刘中民看来,研发具有颠覆性的技术肯定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目标明确、直面问题、付诸行动,办法总比困难多。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02日 第 06 版)
  • 辽宁最美科技工作者 | 李刚:“四轮驱动”为电动汽车产业添动力育人才 元宵节前夕,奔波一天的李刚,下了火车就一头扎进实验室,与学生们一起分析数据、改进设计方案、调整汽车模型。“他几乎住在了办公室,半夜12点以后离开是常事。”一旁的学生告诉记者。 李刚是辽宁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从事车辆系统动力学及控制、汽车及零部件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已有近20个年头。中国电动汽车高质量发展,他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多年来,李刚带领的科研团队长期与省内及省外企业合作,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研发等项目30多项。“我研究的四轮独立驱动与转向电车底盘,可以让汽车的四个轮子分别独立驱动和转向,有了这项技术,大型车辆在狭窄空间里不但可以原地掉头,还可以实现360度转向”,李刚说起自己的研究项目兴致勃勃。 “这项研究开始于2014年,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是在两年后,当时我们与一家企业合作,有了应用场景项目快速推进。”李刚说,最后,他带领团队成功为车轮增加了防抱死功能和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极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项目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电动汽车技术研发之路上,李刚既是求真务实的科研者,也是学生们的引路人。 辽宁工业大学“万得车队”中,有一支由李刚亲手组建的无人驾驶车队。在被誉为汽车工程师培养摇篮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赛事中,李刚带领的无人驾驶车队在2018年首次参赛,就获得了全国季军,并在2019年获得全国总冠军。“参加比赛所用的赛车,从设计制作到组装,全部由在校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比起亮眼的成绩,学生们的全面成长更让李刚自豪。 “汽车设计与制造,既要懂理论又要能实践,这支车队就是学生们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动脑走向动手的绝佳平台。”李刚告诉记者,有了这个平台,学生能充分参与实际项目,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 “我们的学生现在是行业里的‘香饽饽’。”李刚说。最近几年,车队里的许多学生还没毕业,就收到了世界500强企业递出的“橄榄枝”,车队成员就业率达100%。